emc易倍大众教育将接受教育的群体从富裕家庭子弟扩展到普通工农子弟，为底层群体向上流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大量工农子弟在大众教育下通过两三代人实现了阶层跃升。 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本应是很隆重和有新闻的事件，舆论爆棚的却是校长林建华把鸿鹄志念成鸿浩志的小插曲。林校长是北大校长，地位特殊敏感，网络上一顿猛喷。隔天他出来道歉，说他上小学时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很简单。林校长的意思是那个时代的基础教育不完整、不系统，使得他语文基础比较差，语法根本就不懂，念错字就很正常了。针对他的这个道歉，有人说他不诚恳、不深刻，把问题归结为外在的时代因素。 与林校长有类似经历的是十几年前清华大学校长在赠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小篆书法时念到瓠字时卡壳了，也在世人面前闹了大笑话。还有一个差不多的现象传遍了朋友圈，有人把北京大学创校以来的校长的书法笔迹做了一个时间排比，基本上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校长的书法都很好，之后就越来越只是写字而不是书法艺术。2000年以后的校长的字迹就更加普通。但是反观同一时期我国台湾地区一些大学校长的书法依然可以与民国时期的校长相比拟。于是有人疾呼中国大陆要加强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中断了传统文化教育，使得伴随新中国成长的几代人在传统文化熏陶方面十分欠缺。清华大学的校长顾秉林甚至直呼宋楚瑜的名字，不知道在名字后面要加先生，足见连基本的礼仪礼节都丢掉得差不多了。 我们倒是可以从林校长的道歉信及社会对他人文素养欠缺的批评中，读出一番跟林校长相反的意思emc易倍。一方面林校长声称他是普通的农场子弟，另一方面社会对他的期待是北大校长要有较高的人文素养。但是这两个方面本身是有矛盾的，因为人文素养是需要在有家学渊源、有文化底蕴的家庭中长期熏陶而成，远非内蒙古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偏远小农场家庭能够做到的。因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工农子弟是上不了大学的，更谈不上当大学教授和校长。林校长是新中国大众教育的产物，是从工农子弟中走出来的大学校长，在文化素养、知识结构上确实有缺陷。新中国工农子弟上大学与人文素养不高，是三个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至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如此。 林校长念错字体现出来的确实是人文素养的问题。不仅因为他是理工科出身，而且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公立教育也决定了他只有那么高的人文素养。在民国时期，即便是理工科大师也有很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国学功底，像钱学森、杨振宁等科学大师，也可以称得上人文大师。华中科技大学有个老校长叫杨叔子，他是机械工程领域的院士，今年85岁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校长期间做了一件令其声名远播的事情，那就是在理工科院校首创人文素质教育讲座，目前已有两三千期了。杨叔子院士本人不仅是机械工程的顶级专家，而且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据说他在学生培养上要求学生背诵《老子》《论语》前七篇，否则就不能参加答辩，他个人也出版过关于《老子》《论语》研究的专著。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他认为只有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才能培养素质全面的人才。在他那里，理工科的最高境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相通的。杨叔子院士出生于江西湖口强宗大族杨氏，祖上有家学传统，父亲是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撰写了《讨袁檄文》的元老，担任过江西省代理省主席，是当时的诗文大家。 民国时期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有出生在上层家庭的子弟，他们一般来自官宦、资本家、地主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一般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土豪，而是既有家底又有家学渊源，至少有数代乃至十数代人的文化积淀。这些家庭的小孩从小就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有父母或传统文化功底很深的家庭教师手把手地教授他们。他们不仅能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能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方面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讲样样都精通，至少知书达理，不会把基本文化常识弄错，更不会将小篆书法作品说成是小隶体。钱锺书谈到他之所以有好文笔、文字简洁，就与他父亲从小培养他写作有关系，每篇作文被要求写上数遍乃至数十遍，直到他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他父亲才满意。他坦言这种训练让他终身受益。 家庭教育是精英教育模式，普通人家没有教育的基础和氛围。更请不起家庭教师。在国家层面也是精英教育模式，国家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非常之低，大部分工农子弟没有文化基础和经济条件接受学校教育。他们最多接受最基本的私塾和初小教育，能识字算数就算有文化了。但是大部分工农子弟连接受这点教育的权利都没有emc易倍。能够上中小学和大学接受教育的只有少数上层家庭的子弟。学校少，需要的教师少，无论哪个学段的学校的教师都具备较好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素质。此外，当时中小学教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和灵活，因为当时并不是完全的应试教育，而是全面的素质培养。即便是到了大学要分专业但也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无论是在家庭教育方面，还是在学校教育方面，精英教育都十分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因而理工类专家具备较好的文化和国学功底实属正常。这是精英教育的固有特点。 精英教育的优点是能够集中资源定点培养有文化底蕴和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缺点是剥夺了广大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权利。 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完全不同了，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也与民国时期有很大的区别。新中国实行的是大众教育。大众教育就是要将接受教育的权利从上层家庭子弟扩展到普通工农子弟，再逐渐普及各个学段的学校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学段的学校都在扩建扩招，而首先得以普及的是小学教育及后来的初中教育，1998年后大学扩招使得大学教育进一步普及。至2017年大学实际录取率已达到了81%，即10个考生中有8个上了大学。大众教育使得教育得以普及。相对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使广大工农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考试升学，有的还能够考上大学，成为大学教授、院士，甚至当了北大、清华校长。但是就家庭教育而言，工农子弟家庭基本上没有家学渊源和文化底蕴，父母及祖上大多大字不识几个，因此他们在家庭里谈不上有文化教育，更不用说文化熏陶。工农子弟主要依靠学校教育获得知识和文化。 二是在学校教育方面，因为普及了各个学段的学校教育，就得填充大量的师资，但是国家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养出那么多有文化有知识的老师来，并且其他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人才，因此这个时候大中专毕业生就不可能下去教中小学，他们只能留在大学里教大学，或者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留学归国的人才更不可能去教中小学。那么教小学就只能是初中毕业或没毕业的人，教初中的则是高中毕业或中专毕业生，在偏远农村，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中专生被分配到了乡镇中心小学。教高中的是中专毕业生或大专生。很多农村没有那么多公办教师名额，就用民办、代课老师填充进去。学校普及对教师的大批量需求极大地降低了各个层级的师资水平，也就必然会降低教育的层次。这些老师只能照着课本讲，把教材大纲规定的知识灌输给你就可以了，不可能给你陶冶琴棋书画和诗词歌赋之情操，更没有能力陪你打古文和国学功底。基本上没有专业老师，所有老师都是全科老师。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可能性就很大，体育老师不仅教数学，还要教英语。我有个小学同学，师范毕业后到乡镇中学教体育，几年后等到我妹妹上初中，他就教英语了。反过来，体育本身也不专业，很可能是由语文老师兼任。 如此一来，你认得的字就是最基本的标音汉字，你认识的字体就是最容易认的正楷字体，至于其他如小篆、大篆、狂草什么之类一概认不到。对书画音乐舞蹈歌唱等艺术基本上不可能有欣赏能力，看了不知道欣赏，硬着头皮欣赏了半天说不上哪里好。德智体美劳前四项都不行，就干家务活、农活最强。在写字方面，能一笔一画写得清、笔画顺序不错就够了，离书法的境界恐怕有悟空一个筋斗的距离。 三是就国家层面而言，一方面教育资源有限，在教育内容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最实用的，乃至特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因而其他所谓综合素质也就难以兼顾。另一方面新中国气象万千，百废待兴，各方面、各领域都在大拆大建，亟须拿来就能用得上的专门人才，而不是掉书袋没有动手能力的文弱书生，也不是附庸风雅的穷酸文人。因此，大众教育在最开始阶段，就不能不偏废人文教育、基础研究及综合素质培养。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教育的结果，一方面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巨大的上升空间，包括林校长在内的大量工农子弟通过大众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跃升，完成了其祖宗十八代都没有完成的世系人生的华丽转身。也就是用了短短的一到三代人的时间，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家庭实现了这种转变。大众教育普遍提高了国民素质，提高了社会运行速度，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这些从低收入人群爬上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专业领域可以做到相当优秀，有的甚至成为院士、长江学者，说明大众教育为中国各个领域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但是相比于传统文化人，新型知识分子确实有其严重缺陷，包括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见识水平、人文气质等，最主要的是缺乏文化底蕴，也就是有知识没文化。 这样，林校长在专业之外认错字、前任校长的化学之歌像在打油、校长们的书法见不得人等，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林校长如果真有反思能力的话，就应该感谢党和政府主导下的教育制度给了他努力的机会。否则，如果新中国依然实行旧中国的精英式教育，林校长就连基础教育的门都进不了，何谈像专家一样抱怨其不系统不完整。大众教育确实有其缺陷，包括知识不系统不完整、稀释教育资源在短期内培育不出最顶尖的人才，特定知识的灌输难以培养复合式综合性的人才。但是在资源极度紧缺的年代，如果要让大多数适龄国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就只能牺牲精英式培养，必然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所以像林校长那样属于低收入人群，靠着大众教育给予的机会，不信神、不拼爹，通过个人努力爬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最顶端，就应该正视自己的缺陷，珍惜那个穷成那样还要干那么多事情却仍念兹在兹为工农子弟垫石铺路的时代，感恩中国教育制度。 选自 杨华著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 2024年7月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 加剧社会焦虑，引发群众不满——普职分流政策不能一刀切 双减政策后有学生或家长告状作业过量或过难，但告状在乡村学校普遍无效
